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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13-12-27 发布者:admin  来 源:   点击次数:[3185]
 

 

      

——龙泉拆塔事件亲历记

尤文贵

 

   
   
   人的命运往往常因一件小事而决定其一生。1956年春,我就因为一块砖头而改写了我一生和我一家的历程,渡过了极其委屈、艰辛和屈辱的二十二年!
   那年一月的某一天,我下乡归来。到了龙泉县城关镇新华街时,见满街是砖头,工人们正在铺设街道。将鹅卵石街面改造为嵌砖道路,当然是件好事,我很感兴趣地一路看着。突然,我发现这砖头不是新的,它的规格比新砖大,而且很陈旧。于是我俯身捡起一块,仔细观察,发现个别砖上有文字印痕,当时我也辨不清是哪个朝代,但我明白这是古砖!那时文物是由文化馆分管的,虽然我管文艺而不管文物,但作为一个文化馆干部,有责任了解一下砖是哪里来的?我奔回到文化馆,把背包一摔就问。有人告诉我:砖是城内崇因寺双塔拆来的。我大吃一惊,那是宋代文物啊!怎么可以拆掉呢?我转身就向崇因寺跑去。到了寺门口,我便看见一路上全是撕碎了的经文碎片。到了塔下,塔已荡然无存,塔基已被发掘,在地上,我见到了几片彩绘的绢画,随手去捡,酥散而化。这一惊让我发狂,我便在塔基边大叫大嚷起来:“完了,完了!这是宝贝啊!怎么可以这样毁了它呢!”当时有很多群众在现场,他们见我这样气急败坏,好奇地问我这些佛经有什么用?我简单地向他们说了它的价值。老百姓说,这两座塔拆时,从下到顶,是全封闭的,装的全是佛经。我问:佛经现在哪里?老百姓说:都搬到溪滩上烧了!
   我立即赶到离寺不远的溪滩上。这是瓯江的上游。我一看,一堆被烧的佛经灰尘,大约有二公尺宽,五十公分高!可见被烧毁的经卷有多少!我直急得双脚乱跳。群众见我如此心疼,便好心地告诉我:有些老百姓,说古代佛经能避邪,偷偷地拿回家去了。我当时就请他们指点是谁拿,随后就去收集。经过一番努力,收回了十三卷经卷,其中有一张残片,上是彩绘,下是经文,十分珍贵。
   我把收集抢救回来的十三卷佛经拿回文化馆,用一条紫红色绸布包了起来,放在寝室里。吃了饭不久,突然来了一位女民警,她是城关派出所所长。她叫我把佛经交出来。我问她为什么?她说:这是迷信品,派出所有权没收。我说这是文物,文化馆有权保存。于是引起了争执。这所长好大威风,她拔出手枪,拍到办公桌上,威吓说:你再不交出,我就不客气了!我那时也年轻气盛,根本不理采她。文化馆长叫叶庆泉,出来打园场。还有一个馆员叫毛良,也在旁边叫我交给派出所。我无奈,回寝室拿来经卷,一边给她,一边警告她:这是仅留的十三卷文物,你给我好好保管,如果再烧了它,一切后果你来负责。那个派出所所长在鼻子里哼了一声,详洋得意地拿走了经卷。
   我不仅恼怒,而且着实担心:这个家伙连文物和迷信品都分不清的人,说不定真会再烧掉,那就没救了。想了想,我下决心给县委付书记路印田打电话。幸好,路书记在家,我把大慨情况向他汇报之后,提出忠告:国家有文物法,如果再烧了这些经卷,那更是知法犯法了,县委要负责任的。路付书记听后立即表态:此事由他处理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那个不可一世、不可理喻的派出所所长,亲自前来见我了。她说:路书记交代,这十三卷佛经还是由你来保管!我总算把十三卷要回来,现在成了宝贝。
   这是第一次交锋。
   接着,我听到群众举报:县里正要拆城郊“金沙塔”(五代建的‘华严塔’)。我大吃一惊,怎么还不接受教训?我想还是向路印田付书记汇报。我亲自去见他,宣传了文物法及金沙塔的价值。路付书记的态度是:一,金沙塔年久失修,现已倾钭,很快会倒塌,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威胁,所以已上报省有关单位批准,非拆不可;二,接受双塔的教训,一定派文教科干部日夜监视,发现文物,立即抢救。我不明真相,以为县委书记不会骗人,只得回文化馆,向馆长汇报,请他多加注意。
   谁知,事情不那未简单。过了几天,还是群众来反映:金沙塔已被拆完,听说塔内的一些文物,又被烧掉了。我急忙去现场了解,只见寺前一片狼籍,看不到一星点文物被毁痕迹。我只听说,当时负责拆塔修路的负责人龙泉县法院院长王衍信,听说是我在“阻止”他们拆塔,大为光火,说:这个小干部要跟我斗?偏要拆掉它,看他怎么办?!
   王衍信这番话,给我剌激很大。我想他身为法院院长,知法执法,怎会如此猖狂?难道共产党天下就没有人敢跟他斗吗?但是,眼前的事实是:龙泉县所有干部,包括负有保护文物责任的文化系统干部,没有一个人起来说话。根本原因,“拆塔建路”是县委、县府的决定,而且是县长、法院院长亲自负责的,谁敢往太岁头上动土?我也几次犹豫:如果我跟他们斗,往后的日子怎么过?
   这样犹豫了好几个月,温州专署文教科干部李庆霖来龙泉与我商谈戏剧创作与会演的事。当谈完我的业务工作之后,我跟他谈起了拆塔事件,并让他看了我保存的十三卷佛经。他大为震惊,问我为什么不揭发?我谈了顾虑。他却鼓励我大胆揭发,有什么问题,我帮你解决。
   李庆霖的支持,启动了我写揭发材料的决心。在写材料过程中,我又了解到双塔塔基中,还挖出不少文物,听说有一座金塔,制作十分精美;有众多的镀金铜钱,等等。这些文物,都被当作黄金给龙泉人民银行收购熔化了。这使我更为痛心,因此下决心把揭发材料写出来。
   断断续续,写到当年年底,我的妻子申晓闻从省卫生干校进修回来(她原是龙泉县人民医院护士,共青团县机关团委委员)。当她了解了拆塔事件之后,很支持我揭发这种违法之事。她说:团中央正号召与坏人坏事作斗争,我们青年干部应当响应号召,决不能坐视不管。我说:弄不好或许会受报复。她说:为真理坐牢,我跟你一起坐!不幸,这成了“谶语”。
   于是,我们讨论了材料,我写出底稿,由她抄写,共抄写了三份:一份寄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;一份寄给浙江省委宣传部;一份寄给温州地委。(时隔近五十年,具体单位可能有出入,但寄给国家、省、地等三个有关单位,这是没有错的——尤注)。后来,当报纸上报导了龙泉拆塔事件之后,上海某大学教授马丁,主动来信,要我的材料,我又给他寄去一份(后来马丁也因此成了右派)。
   1956127日,《浙江日报》刊出一篇报导:《龙泉拆毁三座古塔》。此文一出,立即引起震动。龙泉县干群有的为我叫好,有的为我担心,有的竟对我怒目相视。不久,便来了一个浙江省派来的“政法专员”(不知其大名)。他住在县委大楼内,命我去见他。他说自己是奉命来处理“拆塔事件”的,叫我实事求是地讲一讲情况。他态度十分恶劣,明显地厌恶我,大声说:“你跟县委县府打官司,今天由我来处理。你得老老实实回答问题!”我一听就大为光火。我说:“我不是打官司,这是我在保护文物,揭发破坏文物的人和事,是我的职责!我是把材料寄给上级组织的,属于正常组织行为。”说完,我回身就走,根本不理睬他。此后,这“专员”就再也没有叫我谈话,也没露面,也不知他几时走的。
   紧接着,温州专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兆瑛付主任来到龙泉找我。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。他说看到了我的揭发材料,组织上要他来了解情况。他了解之后,便把十三卷佛经带走。我很高兴,十三卷佛经从此进了“保险箱”。
   1957年元旦,温州市文管会在江心寺办了一个展览会,展出我抢救出来的唐、宋刻写佛经十二卷(另一件是彩绘残片,共计十三件)。展览会上还有一组表扬我抢救文物事迹的连环图画。
   大约在1957年春(23月间),中央文化部、监察部、省监察院、省监委、省监厅、省政协一个姓朱的委员、中共温州地委等三个检察组,齐集龙泉,展开全面调查。中央文化部来的是文物局庄敏科长,是他直接与我接触、联系的。他告诉我:一,中央十分重视龙泉的拆塔事件,周总理也很关心,郑振铎部长亲自处理这事件;二,这次发现的经卷之多,价值之高,可与敦煌的发现相比美。可惜两者都毁于人祸!省政协朱委员、温州文管会方介堪主任等,都为烧毁文物而悲痛愤恨不已!
   从中央到地委三级检查组同时到达龙泉,这在龙泉历史上是没有的。自然引起了广大干群的震动。在这期间,明显地有两类人在活动:一种是人民群众,纷纷向我们提供龙泉文物的动态,收集了不少哥窑、弟窑成品和碎片,特别是收集到一个“元代龙泉窑船形砚滴”,极为珍贵。这些文物,都交由温州文管会收藏了。另一种人是与拆塔事件有关的“领导”,找我谈话,言下之意要我“该说的说,不该说的不要说,组织上是会知道的”。我当时就顶回去:“实事求是,该怎么样就怎么样!”果然,我的“不卖账”很快有了后果:第一,龙泉县强调我是个“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”,台湾有个姐夫,本人不是党团员等等,历来对党有意见,不可轻信,更不可宣传。从此后,所有报上文章(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解放日报、浙江日报等等)都不再提起我的揭发和抢救“事迹”了。其次,在龙泉的干部之间,已开始散布对我不利的言论与情绪,让我感到沉重的压力。因此,中央检查组负责人庄敏同志来找我,对我说:“我是个党员,本该不能告诉你一些内部的消息。但是郑振铎部长交代我,要我保护好敢于保护文物的干部,所以我告诉你:你不能留在龙泉了,县委、县府的态度不健康,怕会受报复。我与郑部长联系了,他叫你调中央文化部工作,叫我征求你的意见。”我问他调文化部干什么工作?他说:“搞文物呀!你这么年轻,只有27 岁,如果跟老专家学习,十年廿年后,便是一个中年的专家,多好啊!”可是我太年轻了,我不喜欢搞文物。我说:“搞文物是老头的工作,我没有兴趣。再说,我现在在文艺上已有成就,正要参加戏剧家协会,为什么舍其长而又当小学生呢?。”庄敏同志想了一想说:“事业问题,当然你自己决定。不过,离开龙泉是必要的,否则,你受报复,对党的影响也不好。你自己说要调到那里?”这时的我,已和温州专署文教科李庆霖同志约好了,他正要我去玉环县光海越剧团去担任总编导。他想把这个剧团提高,作为温州地区的重点剧团。因此,我向庄敏提出这个要求。庄敏一口答应,要我跟他一起去温州。
   我们到了温州,庄敏带我直奔专员办公室,找到分管文教的副专员徐寿考同志。他向徐专员汇报了龙泉情况后,建议他速把我调离龙泉。徐专员一口答应,问我要调哪里?我要求调玉环县光海越剧团任总编导。徐立即传秘书进来,口授调令。最后,他叫我在温州休息几天,然后到龙泉办移交走人。
   回到龙泉后,我静待通知。过了近一个月,已到六月份,未见动静。其时,1957514日,吴兆瑛在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为文物工作大声疾呼,其中特别指责了龙泉拆塔事件,(见《浙江日报》)。1957527日,省人大作出决定,严肃处理龙泉拆塔事件,建议龙泉县人大罢免副县长张恢吾、法院院长王衍信的职务。《浙江日报》同时配发了社论:《从龙泉拆塔事件中吸取教训》(见《浙江日报》)。195766日,《浙江日报》第一版刊出:《龙泉拆塔案责任人职务被罢免》。《人民日报》年月 日也发表了《中共龙泉县委会检讨书》,同时配发《短评》:《无知即罪过》。
   到这时,我才知道庄敏同志要我“快走”的苦衷。但是,龙泉不动声色。我急了,便亲自去找当时的文教科科长莫加吾,问他有没有收到调我的命令。莫加吾说:没有。我说:专署的调令,是当着我的面发出的,怎么会没有?莫加吾冷冷一笑说:“这是组织上的事,你不必管。老实说,我们龙泉舍不得你调走。你很有才华,很能干,我们还要重用你呢!”我知道凶多吉少了,便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,孤注一掷。我说:“那好,你马上给徐副专员打电话,他同意我留下,我就留下。”莫加吾不肯打。我自己就抓起电话,要了温州专署办公室徐副专员的电话。徐副专员正好在,他听到我名字,立即说:“你怎么还不到专署报到?”我说:“龙泉不放,不听调令。”徐副专员火了,叫莫加吾立即听电话。莫加吾接过电话,听了一会,脸色大变,连声“是,是”。放下电话后,他说:“徐副专员叫你明天就到温州报到,你快去收拾行李吧!”我说:“还没移交呢!”莫说:“不必了。”我说:“还得去买车票。”莫说:“我叫通讯员买好送给你。”我赶紧回去收拾行李。我向妻子说:“我先去,随后想办法调你。”谁知,我的妻子没有来得及调,一切苦难都落到她的身上了。
   1957年夏,反右派斗争开始了。
   这时,我已调到玉环,正在忙着地区和省的戏曲会演工作。我既是编剧,又是导演,所以无暇参加“鸣放”,实际上我并无“右派言论”。但是,我很担心龙泉的报复。果然,我妻子在龙泉已作为“重点对象”被斗争。龙泉要她起来揭发我,要她跟我划清界线,离婚。可是申晓闻不卖账,说:“政治归政治,生活归生活。”于是,她便受到残酷地迫害。那时她怀着八个月的身孕,白天接受批斗,夜里要她在病房值班。她一个人,让她护理七、八十病人,楼上楼下,跑上跑下,几天下来,脚肿了,但是还得坚持着。直到要分娩才准假。
   可是我还在“歌舞”声中生活。玉环领导告诉我:不要顾虑,玉环不同意,龙泉报复不了。我以为是可以避开灾难的了。谁知不久,宋云彬被“揪”出来了,成了大右派,据说他在省人大上大声责备龙泉毁坏文物的“罪行”,因此龙泉把我纳入“宋云彬右派集团”中去;接着,温州专区徐寿考副专员,也被打成“右派”了,我更成为“徐寿考右派集团”的“骨干份子”。其实,宋云彬先生我从未见过面,而徐寿考副专员则仅为调动时见一面。但在那个年代,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?龙泉一纸公文,给温州地委,说要揭露宋云彬、徐寿考的反党罪行,必须批斗尤文贵;而批斗尤文贵,则龙泉是最清楚的,要求把尤文贵从玉环调回龙泉来。
   195712月,离我调出龙泉半年之久,我被民警押送回龙泉,仍在文化馆“待斗”。
   到的第一天,龙泉戏院早已挂满成百上千的大字报,揭露尤文贵反党。接着便是成千人的大会斗争。第二天,在龙泉县府会堂,又是成千人的斗争。在会上给我的罪名是:“利用拆塔事件,进行反党活动。”这是很聪明、很策略的“政治罪名”:既不会否定中央对拆塔事件结论(拆塔是错的),又将我推到一个更可怕的罪名上去(反对共产党)。他们的根据是:拆塔事件发生后,台湾和美国报纸都刊出这个消息,责骂共产党破坏文物。这一定是尤文贵提供“信息”,是里通外国,特务行为。退一步说,就不是你尤文贵提供材料,至少你尤文贵把“事件”炒火,全世界飞飞扬扬,损坏了党的形象和声誉,达到丑化党的目的,岂不是反党吗?
   我知道逃不过这一关。于是第三天就去找组织部,声明:一,不要再斗了,如果再斗,我便在大会上揭露你们是如何欺骗上级的,如何想收买我为你们说好话的,你们是如何不甘心,要报复我的。这对你们是很不利的吧?二,你是一定要让我戴右派帽子的,我接受就是了。建议明天开个小会,心平气和地提意见,我拿出“认罪书”,写一些“资产阶级”思想,你戴上帽就行了。
   这一招果然很灵。他们怕我当众揭露。因此真的在县委会议室,开了一个三十多人的“批判会”。
   奇怪的是,会后却了无声息,只把我派去修水库。修了一段时间,县委办公室突然通知我:调尤文贵创办《龙泉报》。我到了办公室寻一个叫胡兰的女主任,问我干什么?她说:你很有才能,县委决定创刊“龙泉报”,反映大跃进的成绩,由你负责。我问:还有谁?她说:目前只有你一个人。我猛然明白了!一个被他们恨之入骨的、千人斗争的“预备右派”,怎么会被他们看中,去办一张党报呢?“这不是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吗?我知道他们嫌右派帽子对我太轻,报复得不过瘾,所以让我办党报,一出政治错误,便是“现行反革命份子”,将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!好狠的心!好狡猾的手段!我该怎么办?
   我答应了。那时年轻,而且气盛,很自信。这又是一场斗争,看谁胜谁败。
   那时办报纸是容易的。大跃进年代,吹牛第一,只要我大吹特吹,便不会有什么大错。于是我在办公室装上八部电话,直通龙泉八个区委,要他们“报大跃进成绩”。我不时向各区委“通报”别区的产量指标及行动情况,他们很感激我,个个要把产量超别人,亩产一千斤,一万斤,三万斤……反正他们报上来,我便写。然后,我拿给县委办公室兰主任“审查”,每篇稿都要她签字。这样,材料的责任是下面的,“审查”批发的责任是上头的,我只不过是个“工具”。版面的政治性是很强的,我画好后,又叫胡主任“审查”,不签字不发。她签了,我就没事了。最后,我将清样校对好,又叫胡主任“审签”。就这样,我步步小心,步步为营,不仅抓不住我的“尾巴”,而且不少文稿还被《浙江日报》,《浙南日报》转载。龙泉那些人看看“没戏”了,在出了大约四、五期之后,突然来了四个人,接收了我的工作,让我去山区跟检查团检查“除四害”。
   在“办报”期间,我从“记者、编辑、校对到发行”一手抓,每天最多睡二、三个小时,而且还在印刷厂的纸堆里睡。思想负担重,又极疲劳,我身体垮了。这时马上让我去爬龙泉的高山峻岭,实在吃不消。我终于吐血了。住进医院,我妻子哭。那年春节,外面鞭炮隆隆,家家喜气洋洋,而我们夫妻俩,却卷缩在文化馆的书库里,啃着冷馍,相对流泪。
   1958年来临了,我妻子被宣布为“中右”,(只因为她为我抄写“反党材料”),开除团籍,降三级工资,到农村“监督劳动”。而我呢?他们仍未宣布戴什么帽,只把我的工资取消,发十五元生活费,让我去县农场“监督劳动”。一介书生,又在吐血,怎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?农工们看我如此狼狈,顿生怜悯之心,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说:你快设法逃走,县委组织部布置,要我们把最重的农活让你去做,你会没命的!可是我逃到哪里去?逃便是“逃犯”,正是他们所要求的。我必须“死”在龙泉。
   正无奈间,一天忽见公路上有民警押送人去劳动教养。那时,温州地区在龙泉河村地方办了一个劳教农场,专门收容温州地区的右派等人集中教养。管理权在温州专署劳教科。我灵机一动,这个地方龙泉管不着,可能就是我逃生的地方!可是,这不是我能办到的。劳教也得龙泉政法部门的批准。我又准备孤注一掷了。
   195812月某天,我到组织部找部长。我要求他让我去劳教,改造思想。他笑了,说没有那么严重,劝我安心在农场劳动,“不是一样可以改造的吗?”他说。我坚持,我说:“如果你们不送我去劳教,那未,从明天开始,我就拿张凳子,到大街十字路口,天天向群众申诉你们破坏文物的罪行,申诉你们对我的逼害!”这一招很灵,击中了他们的要害。于是,他脸一变,喝令我“等待处理”。
   195812月一天夜里,龙泉县委大会堂放电影。农场场长匆匆来找我,说县委要给你一个处分决定了,叫我快跟他去大会堂。我到了会堂,电影未放,组织部、宣传部两个干事拉我到台上,在银幕前大声宣布:尤文贵戴上“极右份子”帽子,送往河村农场劳动教养。宣布后,将我送到监狱,关了三天,然后押送我去劳教。应该提一提的,那个押送我去劳教的民警,看我挑不动行李,主动要我放下,让他来挑。我婉谢了。天下好人还是多的啊!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   到了河村农场,有人立即通知我:地区劳教科科长要找我谈话。我去了,他问我:到这里劳教有何感想?我说:第一,我保护文物,绝对没错,我无罪;第二,到这里劳教是我自己争取来的,因此保证安心改造,遵守一切规章制度,决不逃跑!科长听了,一声不响。等抽完一支烟,才说一句:“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不久,场部调我到农场俱乐部工作,负责图书、文娱和办场报,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。但是,这劳教四年的心理负担,家庭的分散和艰难,真是一言难尽!
   1962,农场通知我“解除劳教”。指导员告诉我,已和龙泉联系好,让我去龙泉县越剧团担任导演。我吓一跳:黄鼠狼给鸡拜年,龙泉决不会有好心。我已跳出火坑,岂能又去投海?我坚决不去。指导员说:失去这个工作机会,你就会成为无业平民的了。我说:“心甘情愿,做个平民百姓好。”
   196210月我回到温州老家。从此我开始了被管制的岁月,直到19793月“改正”,前后共计二十二年!在这期间,曾有多次“摘帽”机会,但我们夫妻却因“不认罪服法”而没有这个荣幸。我们保护文物何罪之有?这个信念一直在我们心中坚持着,让我们在人前理直气壮,毫无低人一等的感觉。不理解我们的人,说我们顽固不化,反动成性,而理解我们的人,则说我们坚持真理,至死不渝。
   这其间,我们得知吴兆瑛主任故世了,宋云彬先生故世了,徐寿考副专员也故世了,他们都有与拆塔事件有瓜葛。他们为真理而去,令我们心痛又敬佩。
   这其间,我们曾去拜访温州文管会主任,金石家方介堪先生,他避开拆塔事件话题,却送给我一幅珍贵的《革命样板戏印章条幅》,表明了他对我的深情。可惜他也故世了。
   这其间,我们曾去北京,找到当年负责调查拆塔事件的庄敏同志,他们听了我们的遭遇后,他们夫妻俩彻夜难眠。第二天他告诉我:中央对你们保护文物认为是有功的,龙泉当时的领导在拆塔事件中是有错误的,这个结论不变。第二,关于你们的遭遇,我们大家都深表同情,希望你们保重。话中显示的无奈,我们是理解的。遗憾的是,他们夫妻也故世了。
   岁月如流,一晃过去了四十四年。19793月平反后,我从事专业戏曲创作。二十年来,我们摆脱了存留心中的阴影和伤痕,积极为中国传统艺术而不倦工作着,做我应该做的贡献,离退休后仍然如此。八十年代,龙泉文联成立,龙泉县(已分属丽水地区)请我作嘉宾去参加会议,新县委书记(拆塔事件时的宣传部干事)来看望我,向我致歉。文联请我这个“布衣”坐主席台。我明白:这是一种“平反”的表示,我很感谢。我提出请县委召集当年因支持我揭露拆塔事件,而被打成右派的朋友们,来县委一会的请求,县委同意了。那天来了十多个人,二十二年劫后余生,重新相会,真有点惊喜而又伤感。
   龙泉县政协曾请我把“拆塔事件真相”写出来,以教育后人;温州文管会也曾要我写出来,以警示将来;但我都没有去写。为什么呢?我认为我所做的是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做的事;世上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有人在;受委屈的岂止我一人?何必宣扬?过去就过去了,这也是人生的必然。
   回想起来,龙泉那些干部也是可怜得很。他们原想办一件好事,把塔拆了修路,让百姓好走路。问题是他们太无知了,而且有点“急功近利”,后来报复得太过份,属于品德修养上的缺陷。因此我希望干部们多读点书,注意提高素质,不可滥用权力。
   现在我们一家都很好。原来称为“右派狗崽子们”的子女,个个有出息。这要感谢现在的党中央。我真诚相信共产党能修正自己的错误。这就够了。
   现在党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重视,在历史上是空前的。我很高兴和欣慰。现在我已七十一岁了,考虑到知道“龙泉拆塔事件真相”的人已经陆续故世,为了对故人负责,让后人作个借鉴,于是写了《亲历记》,希望能达到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”的目的。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  2000720日写于平阳

 

 

    此文已由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、浙江省文物局合编的《文物之邦显辉煌——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纪实》一书发表(有删节)。龙泉县政协《文史资料》转载。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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